2024 年 11 月 6 日美国大选落下帷幕，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同时共和党掌控参议院，当日非美货币大幅走弱，人民币即期汇率快速下跌，这一事件引发了对人民币汇率的广泛关注。
从短期来看，非美货币面临着冲击，主要源于与美元利差扩大以及情绪面的影响。然而，其后续调整幅度可能会小于市场预期。在大选前，市场已进行特朗普交易，部分当选定价已被包含，例如美元指数从 9 月末约 100 的位置升至 105，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从 9 月 3.63% 涨至 4.4% 上方。并且美债短期虽有上行压力，但空间有限，其合理范围在 3.7% - 4.3% 之间。人民币在短期内可能在 7.1 - 7.3 区间保持较大弹性波动，7.3 左右是较为关键的位置。若接近该位置，央行可能会采取逆周期调节行动，鉴于央行过往的成功经验和良好信誉，这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且年末人民币结汇需求季节性上升也会对汇率形成支撑。
回顾 2018 - 2019 年美国加征关税期间，人民币汇率总体呈贬值趋势，与美元指数相关系数达 0.79，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最大下跌幅度约 5%，当时美元从 88 升至 99，最大升值 12.2%，人民币波动区间在 6.26 - 7.18，最大贬值 12.8%，兑一篮子货币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最大下跌 7.1%。这期间人民币贬值受多因素影响，如中美名义经济增速差值从 2018 年一季度 5.65% 逐季回落至 2019 年四季度 2.24%；2018 年美国加息 100BP 而中国政策利率不变，2019 年 8 月后双方虽均降息但美国幅度更大；贸易顺差季度均值降至此前三年均值一半以下，2018 年一季度还出现贸易逆差，结售汇数据显示单边贬值预期强；央行虽采用逆周期因子加离岸人民币央票组合，但仍面临较大压力。
中期而言，即便美国对中国新一轮加征关税落地，对人民币冲击也将弱于 2018 年。当下环境已显著不同，美国已进入降息周期，今年 9 月降息 50BP 并年内累计降息 100BP，2025 年预计总计降息 100BP，而 2018 年美国处于加息周期。中国方面，若 2025 年加征关税落地，财政扩张可能更早开启，预计广义赤字率或提升至 12.5%，且当前中国政府债务成本低于经济增速，债务使用效率高，对汇率构成支撑。同时，中国较低的通胀水平可消化部分名义汇率压力，2020 年初至 2024 年 9 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累计下行 3.27%，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下行 15.8%。
如果加征关税落地，对美元和非美货币汇率都有实质性影响，美元可能走强。通过简化的多边汇率调整模型和敏感性分析测算，假设美国对所有商品征 10% 基准关税、对中国商品征 60% 关税等前提条件下，人民币新均衡位置可能在 8 左右，但考虑到美国未必真推动加征 60% 关税、中国会有贸易反制措施、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等因素，实际冲击将远小于理论测算。
汇率对货币政策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货币政策方面，2025 年中国将保持宽松基调，通过降准、央行公开市场国债净买入、“不一样” 降息等实现。如降准幅度可能在 150 - 200BP，预计全年累计调降政策利率 20BP 左右，5 年期 LPR40 - 60BP。经济上，弹性汇率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出口竞争力，历史数据显示出口增速与人民币汇率走势相关度高，部分行业营收增速汇率走势领先约 1 年，日本曾因日元缺乏弹性致经济长期受困的经验也表明弹性汇率的重要性。不过，报告也提示了政策理解不到位、央行货币政策超预期、政府债券发行不及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超预期、美国加征关税超预期、汇率模型测算不准确等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