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战略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出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走出去”实践中，中国企业面临着文化差异、政策环境、市场竞争等多重挑战。如何理解中国企业加速出海的宏观背景？新时代背景下，出海企业面临哪些新机遇、新挑战？面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有哪些应对策略？

在北大光华学者沙龙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唐遥从宏观视角出发，分享了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发展现状、平衡“走出去”的宏观机遇与风险等两方面的观察与思考。

唐遥认为，过去30多年间，我国在工业化进程、对外贸易、对外投资领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制造业企业既要加快“走出去”，也需要努力“走上去”，即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发展，解决部分产业在分工中处于相对下游和劣势位置、被“卡脖子”的问题。

中国企业出海的宏观背景

当前中国企业出海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产品出海，也就是货物出口；二是产能出海，即对外直接投资；三是知识产权出海，即特许经营和许可证贸易。

“目前，中国企业出海主要是通过前两种形式开展。”唐遥说。通过引用详实数据，唐遥系统阐释说明了在过去30多年间，我国在工业化进程、对外贸易、对外投资领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

唐遥表示，首先通过观察外贸依存度这一指标走势，可以直观感受中国比较优势的深刻变化。外贸依存度，是一国或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通常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是开放度的评估与衡量指标。200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达到67%，为历史峰值。与其他大型经济体横向比较，这是很高的依存度水平，美、日、德等贸易大国这一指标通常是在30%至40%左右。

“此后10多年，中国国际贸易呈现出绝对量增长、相对量下降的格局，去年外贸依存度降到了33%左右。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在增强，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如何保持‘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唐遥说。

第二，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近年来中国保持快速增长，年度对外投资净额已经从1999年的18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1960亿美元。

唐遥指出，这一数字也显著超过了同年对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1330亿美元。在这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对外投资不断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2015年和2016面蝉联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家。

快速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对此有关部门采取了针对性政策进行调整和指导。经历调整期后，2022年中国对外投资额为1490亿美元，与同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规模（1800亿美元）较为接近。截至2022年底，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国家，存量高达3.49万亿美元。不过，与位列首位的美国的10.99万亿美元的存量规模比，我们的差距依然明显。

第三，在工业化方面，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2004 年的8.6%上升到2022年的约30%，而G7国家的比重则不断下降。

“目前，中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经济学家计算表明，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销售额的35%，相当于从制造业第二名到第十名经济体的总和。即使扣除进口芯片等国外中间品后，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也占到全世界的29%。”唐遥说。

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角色

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逐渐增强，是否意味着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对外贸易不再重要？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唐遥分析了需求端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今年的表现，指出出口仍是今年中国经济实现5%左右增速目标的关键动力。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需求端的特点是消费平、投资分化、出口恢复。”唐遥表示，展望全年中国经济仍面临海外需求疲弱、国际经贸摩擦上升等突出挑战，出口的持续改善十分关键。

这一观点与一些机构的研究不谋而合。一项调查显示，尽管中国消费支出放缓，但中国出口前景改善，这将对总体增长构成支撑。

而中国企业出海的质量如何评价？唐遥在发言中提到了全球价值链（GVC）上游度的概念。

“GVC上游度衡量的是外国对中国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和中国对外国中间品依赖程度的对比，排除原材料供应因素后，这一指标能够反映一国在价值链中的分工是否占据相对有利位置。”唐遥说。

唐遥表示，目前中国已扭转了上世纪90年代GVC上游度下降的趋势，在40个主要经济体中GVC上游度居中，有待继续提升。

中国工业化的飞速进步，带来规模庞大的制造能力，产品出口的压力也在攀升，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关系需要重新平衡。2023年，被称为外贸“新三样”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出口首破万亿元，增速近30%。

从出台以环境保护、国家安全为名义的贸易限制措施，到无端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再到对中国钢铁和汽车出口加征或者威胁加征关税……一系列经贸摩擦升级都是这种巨大压力的外在表现。

在唐遥看来，中国进出口延续向好态势不能靠天吃饭，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来应对全球需求增长疲弱、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影响。

“走出去”，也要“走上去”

如何平衡宏观机遇与风险，以新的办法破解新的难题？唐遥给出的回答是，中国制造业既要“走出去”，也要“走上去”。

一方面，面对不断加剧的国际经贸摩擦，要继续推动国内制造业企业加速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推动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发展，解决部分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相对下游和劣势位置、被 “卡脖子” 的问题。

“两方面的变化要同时发生，既做减法，也做加法。”唐遥表示，所谓“减法”，就是指一些中下游的、对要素价格敏感的、需要贴近消费市场的生产环节可以转移到境外，降低境内的制造业增加值；而“加法”，就是要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这一战略将加快制造业向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上游发展。

他以江浙纺织业企业为例解释说，有些企业可能成衣制造环节已转移到孟加拉国等地，但同时也可以升级供给高端面料、配件。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不再做成衣，但通过中间品贸易等方式，中国纺织业、服装业的产值不一定会萎缩。

“‘十五五’期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应维持在28%至30%。”唐遥强调说，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推动中国制造业“走出去”“走上去”的过程中，一个指标非常关键，就是要注意保持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的稳定。

谈及因文化、语言、制度不同，中企出海面临的现实难题，唐遥从不同维度展开了剖析：从长期、宏观视角来看，面对动荡不安的世界，保障中国企业出海安全，必须树立对外投资合作的整体安全观；从企业角度来说，则要摒弃赚快钱的思维。

“需要想清楚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如果觉得本土化成本太高、出海收益没有那么大，你可能就是合适做产品，然后在当地找一个供应商合资，然后分享利润。”唐遥表示，出海方式没有统一的答案，企业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找到与环境匹配的最优解。

此外，唐遥建议在制度层面建立沟通机制，鼓励企业充分分享有效信息，减少低效出海。“A企业去C国交了个学费，B企业可能没必要再去交一遍，现在很多时候中国企业在国内是竞争关系，所以它们去别的国家吃了亏，回来也可能不说。”唐遥说。

唐遥表示，我国很多产业链条长、集聚效应强，比如福建地区制鞋产业链完备，有条件依托地方行业协会去建立企业信息互通机制，并在政府层面通过政协、工商联去促进协作，这是比较现实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