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淘金大洗牌：草根没落，豪强入场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长期以来都是《动物世界》般的存在，在既定印象中，那里原始、广袤、与现代商业相距甚远，但事实上，早在20多年前，中国商人的足迹就已经到达了那里。

21世纪初，一批草根创业者闯入非洲，通过将中国商品倒入物资缺乏的非洲，积累下了第一桶金。而后，这群人由贸转工，在当地落地生根，建起了工厂，成为当地制造业的参与者。2013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多的中国企业将工厂建到非洲。

但近几年，在非洲建厂也越来越卷，门槛越来越高。

余滨是一名赴非创业者，在非洲待了17年，他熟悉中国草根创业者去非洲淘金的致富故事，也正参与着中国制造挺进非洲的历史进程。2022年，余滨在乌干达创立了产业互联平台“友家UHOME”，今年，他的工厂从乌干达扩展到了坦桑尼亚。

“非洲在民生消费品这块已经没有空白领域，都有人在当地建厂生产和制造，且已经深耕多年。如果现在想着带百十万来非洲建工厂做这一块，成功的概率非常小。”余滨说。

较早进入非洲已经做到头部的如森大、博达等中国企业，其所经营的范围已由建材扩展到日用快消领域，他们想在这片大陆上做出“非洲宝洁”，抢先占领14亿消费者的心智。

“白手暴富”已经是陈年往事，在非洲，讲故事的方式，已在发生改变。

1.草根创业者，淘金非洲

1999年，《中国物资报》上发表了一篇“豆腐块”文章——《风风火火闯非洲》，全文不过几百字，但成为一个火种，激励了一批人去非洲淘金。两年后，中国加入WTO，世界的大门向中国敞开，新世纪初涌现了一波去非洲淘金的草根创业者。

张志刚就是其中之一。2000年，张志刚兜里揣着10万元，去了坦桑尼亚，做箱包和地板砖生意。白沟的箱包漂洋过海到坦桑尼亚，让张志刚2005年就完成了1000万的小目标。

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水平，相当于1980年代的中国，城市化率低，物资匮乏，工业基础差，很多地方工业化还未正式起步。

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工业只占非洲GDP的10%左右，这个数据1990年至2018年就没有变过。许多轻工业品，如陶瓷、纺织品、塑料制品等都依靠进口。当时在非洲，光靠卖手电筒、打火机，一年能卖出几亿元人民币的流水。

非洲人当时一般要到广州去找货源，在网络不发达的时代，广交会是他们寻找货源的唯一靠谱渠道。“信息差”与“产业差距”成为那一波去非洲淘金的中国商人的时代机遇。华为、海尔、海信也差不多在这个时期出海到非洲。

与张志刚差不多同时期去非洲淘金的，还有森大集团创始人沈延昌、博达集团创始人王立新、CCLE轮胎创始人陈帆以及惟合国际的创始人王毅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非洲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并沉淀在了非洲制造业的脉络里。

博达的创始人王立新在1999年来到了坦桑尼亚。与张志刚不同的是，王立新一开始是来卖西药的，他带了满满两个集装箱的西药，但因为药物被扣，他改变了贸易方向。他发现，坦桑尼亚的建材市场几乎一片空白，于是从佛山进口建筑陶瓷，卖到坦桑尼亚。

同一时间段开启中非贸易之门的还有森大集团创始人沈延昌。

1997年，沈延昌来到尼日利亚，在当地一家港资企业任采购经理，这家企业主要在当地生产钢材、搪瓷制品和五金制品。1999年，沈延昌因疟疾原因回国，尼日利亚当地的供应商希望他帮忙在国内采购一批货物，沈延昌采购了一批价值20万美元的货物，一来一回倒手挣钱，让他发现了商机。

牛仔裤、无纺布、电器元件、马灯、煤油炉，这些在中国司空见惯甚至已经淘汰的商品，在非洲成了香饽饽。尼日利亚的缺口有多大，沈延昌生意的想象空间就有多大。很快，沈延昌在广州成立了广州奥柯耶经贸有限公司（森大集团前身），开始向尼日利亚等国家出口建材、日用品等。

与上述3人一样，惟合国际的董事长王毅和CCLE轮胎创始人陈帆的第一桶金，也是在非洲积累的，俩人所做的都是跟摩托车配件相关的生意。当时的非洲，摩托车市场刚热起来，比如王毅之前就职的佛山佛斯弟摩托车集团，早在1998年就进入了非洲市场。

那时在非洲，国内卖1块钱的东西，非洲能卖到三四块，利润可观且供不应求，发一个货柜来就能挣钱，货还在路上，就已经被预定。在肯尼亚，卖一台摩托车能赚300美元，在安哥拉，摩托车配件利润在300%到500%，整车利润在50%到100%。

“白手起家”“一夜暴富”就这样成为了21世纪初去非洲创业的鎏金标签。更重要的是，这些早期参与者占尽了天时，他们一步步地占据了非洲经济的重要环节：

2006年，张志刚成立天唐集团，天唐集团生产的箱包占据乌干达70%的市场、床垫占据60%-70%的市场，投资的中乌姆巴莱工业园吸引了30多家企业入驻，张志刚被称为“乌干达工业投资之父”。

而陈帆后来成了乌干达的“轮胎大王”， 其工厂生产的轮胎占据了乌干达90%、东非60%的市场，王毅所打造的自主品牌“JAC江淮”则成为了安哥拉最有知名度的轻卡汽车品牌，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森大则在非洲大陆上布下了3000多个销售网点，博达在非洲成为了仅次于华为和传音的存在。

2.从“国际倒爷”，到made in 非洲

2005年左右，淘金非洲开始变得不那么容易。

沈延昌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就提到：“到了2003年，出口市场的竞争进入了白热化，净利润率下滑得比较厉害。”

陈帆也提到：“随着非洲货源越来越丰富，（非洲）国家对贸易的政策支持不如制造业了。”

而张志刚2005年再次回到非洲时，之所以没有回到坦桑尼亚，而选择去乌干达创业，便是因为当时到坦桑尼亚做生意的中国人已经骤增至万人以上，尤其是箱包行业，效仿者辈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乌干达相比之下比较“冷门”。

余滨告诉智象出海：“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这段时间，中国人在非洲主要做成品贸易，做贸易赚钱快。但在当地黑人和印巴人摸清了国内进货渠道之后，靠‘信息差’挣钱的时代就过去了。于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人开始转型在当地建厂。一是当地建厂成本低，土地价格便宜，人力用工成本低；二是政府鼓励本土制造，进口原材料税比进口产品税要低；三是从非洲生产制造的产品出口到欧美，有关税优惠。”

2005年后，差不多与传音进非洲同一时间段，中国制造开始挺进非洲。这股潮流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变得更加“凶猛”。比如陈帆的乌干达摩托车轮胎厂就是2013年建的，王毅的安哥拉汽车制造厂是2014年建的。

而一些落后产能如陶瓷等，都看中了非洲机遇。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7.5%增长至2022年的42.4%，才达到中国2005年左右的水平。

以尼日利亚为例，根据《国际工程观察》，长远来看尼日利亚仍存在约1700万套的住房短缺缺口。而正因为城镇化催生住房要求，建材相关的产业在非洲需求量极大，但这种需求并没有在当地充分解决，当地钢铁、陶瓷产业基本被印度商人垄断，产品质量与多样性都成问题。中材水泥副总经理就曾提到，赞比亚当地许多居民盖房子时，宁愿飞到广州把建材采购齐全，花5000美元装集装箱运回，总花费都比在本地采购便宜。

张志刚就在2008年左右，在乌干达建了钢铁厂和海绵工厂。

而根据 ACIMAC 发布的报告，非洲瓷砖多年来一直维持供需偏紧的状态，2012年的缺口为42.7%，大多依靠进口，每年进口额约为10亿美元。

2012年左右，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到非洲建陶瓷厂，尤其是佛山企业抱团到非洲。据《陶城报》2019年的数据，旺康、博达、帝缘、新美、时代陶瓷等16家中资陶瓷企业，在非洲共投资超过61.67亿元，建设了超过51条生产线，日产能合计超过76.95万m²。

科达制造在2015年正式启动了非洲建材业务的布局，并在这一年年底与森大集团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在肯尼亚、加纳、坦桑尼亚三地合资兴建陶瓷厂。2016年，科达的海外建材业务就已经实现盈利。科达的营业收入从2017年的8329万元提升至2023年的36.6 亿元，6年复合增速达到87.8%，对主营业务营收的贡献从1.5%跃升至 37.7%，2023年建筑陶瓷在当地的产/销市占率分别达到13.0%、10.6%。

科达还与森大合作成立了合资公司Tilemaster，合资品牌“Twyford”已经成为非洲当地第一大本土瓷砖品牌。

另外两家佛山陶瓷企业，“东非陶瓷一哥”旺康陶瓷和博达也成立了新公司，并成立了新品牌“Goodwill”。而博达早在2016年就在坦桑尼亚设立合资瓷砖工厂，这是坦桑尼亚第一家瓷砖厂，并成立了建材品牌“Goodone”，在坦桑尼亚的市占率达60%。

除了建材相关，去非洲建厂的还有鞋服厂。

这其实也有一个大的背景。

非洲是“二手服装”的最大消化者，全世界超70%的捐赠衣物最终被送到了非洲。据相关数据，仅卢旺达每年在衣物进口上就要花费超1亿美元。而在2016年，东非共同体贸易联盟成员国包括布隆迪、刚果、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开始建议禁止进口二手服装。

随之而来的是当地政策对建立服装厂的支持。比如卢旺达，当地政府不收除个人所得税以外的任何税种，绝大部分厂房由政府提供，而且原料进口和成衣出口欧洲都将享有全免税优惠。

与陶瓷等产能转移一样，鞋服行业也在寻找下一个产能接收点。

2011年，东莞鞋业巨头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建厂；2019年，C&D服饰在卢旺达建厂。据《纺织服装周刊》2023年的数据，米娜纺织、利达服饰、开平毛织、无锡一棉、阳光集团、金茂集团等一批纺织服装企业都已在埃塞俄比亚落地。

2016年，美国石英财经网刊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非洲国家的民众们已经不想再依赖西方国家捐赠的‘二手服装’，而中国人正在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纺织业”。可见中国纺织业在当地耕耘之深。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甚至被誉为“埃塞工业之父”，而C&D服饰已发展成为卢旺达最大的服装工厂、非洲最大的夹克工厂。

3.做“非洲宝洁”

2023年8月，CCLE轮胎创始人陈帆在尼日利亚与加纳考察了3家工厂：一家轮胎厂、一家音箱厂和一家橡胶厂。这三家工厂的所有者，都是陈帆。

陈帆起家做的是摩托车轮胎，但到如今，他的产业版图早已不止如此。

这样的版图扩张，也同样是森大、博达、惟合国际、天唐集团在非洲大陆的故事脚本。

20年前在本行业站稳脚跟后，这些非洲先行者们纷纷将触角伸到了其他领域，而相当统一的是，他们基本都选择了日用快消品或家电家具领域：

2014年，博达实施多元化战略，将业务拓展到五金、家具、家电、日用快消品等领域，其中，日用快消品贸易是博达发力的重点。在渠道上，博达在非洲开拓了5000家经销商，数万家终端门店。

2014-2016年，森大陆续在加纳、科迪特瓦等地投建洗衣粉厂、五金厂等。

而惟合国际的主营业务从摩托车转向了轻卡汽车和家电产品，张志刚的天唐集团也在打造家电产业园，生产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大家电，旺康集团则在加纳建了一家妇幼用品厂，生产卫生巾等妇女用品和婴幼儿纸尿裤。

非洲也在经历一场“消费升级”，当地消费者对卫生需求的提升、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消费品机会。

“森大他们在乌干达的工厂就在我们工厂旁边。2022年底，我们厂搞家电组装，森大就在隔壁生产尿不湿和卫生巾，一天24个小时生产，三班倒，产品卖得很好。”余滨告诉智象出海，“纳爱斯也到乌干达设厂了，我们都在一个园区里。”

目前，博达在非洲创立了20多个品牌，包含家电、纸尿裤、洗衣粉等。博达集团副总裁吕谋笃曾说，博达看中的是非洲日用品、家电等背后的市场规模，要做“非洲宝洁”。

品牌化，或许是淘金非洲下一个阶段的大主题。“非洲宝洁”，也确实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伟大构想。

惟合国际创始人王毅曾说过，非洲人民的品牌概念还不强，一个新品牌完全可以从无到有做起来。

余滨提到，建厂门槛低的行业，比如生产塑料生活用品的，竞争已经白日化，“你能想到的民生消费品产业，做工简单、技术门槛和投资门槛不高的，基本上都有中国人、甚至印巴人在做了，挣钱会越来越难。所以有一些中国人走出来投资建设钢铁厂、汽车厂等，进行产业升级。”

而余滨对“友家UHOME”的定位是，贴合非洲时代的浪潮，做本土生产制造的产业互联平台，同国内工厂一起在当地生产以及销售。在乌干达“友家UHOME”大卖场的电视机展区，印着“Buy Uganda， Build Uganda”的标语，或许正印证了余滨口中的“本土化”与“长期主义”。

据麦肯锡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非洲投资兴业的中国企业约1万家，其中30%投资于制造业，70%从事零售、服务、采矿等其他行业。而据商务部2023年的数据，中国2023年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达39.6亿美元，是2022年的2.2倍。截至2023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4.8万家，其中在非洲设立的境外企业近3300家，占6.8%，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00亿美元。

2023年，同为佛山企业的广东联塑科技实业不断增持科达制造的股票。佛山企业再抱团的因素之一是，联塑看中了科达在非洲的实力，或许是为了后续布局非洲铺路。

像余滨说的，从几名最先吃螃蟹的草根创业者到非洲挣得第一桶金，到如今中国制造大规模挺进非洲，20余年间，非洲经济的中国参与者越来越重磅，中国制造已经渗透进了非洲工业的基底，这些由中国工厂生产出的产品，被打上"made in 非洲”的烙印，被销往非洲大陆的各个角落。

中国制造成为了《动物世界》与现代工业之间的桥梁之一。

而与此同时，“非洲挣快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