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我国外贸形势简析及预测

引言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关键技术领域竞争加剧、国际物流通道面临地缘局势干扰等因素，为全球贸易的稳定发展蒙上阴影。在此背景下，2025年全球贸易仍展现出韧性，实现温和增长，呈现复苏势头。我国外贸顶住外部压力，总体保持平稳运行，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增，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由“终端组装”加快向“关键环节供给”与“协作枢纽”转变，贸易顺差的扩大更多体现为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的结果，而非单纯的需求挤出效应。

本文将从全球贸易概况、我国贸易现状、外贸走势预测、宏观与政策环境、行业风险与机遇等方面展开分析，旨在全面把握当前外贸发展的主要特征、面临压力与未来前景，为研判外贸形势提供参考。

一、全球贸易概况

2025年1-10月，全球货物贸易规模预计达21.4万亿美元，同比增幅为6.4%。从出口侧看，中国、美国、德国等占全球出口份额分别为14.5%、8.6%、6.9%。从进口侧看，多数主要经济体进口额保持增长，其中，中国在各经济体进口中的占比普遍提升，韩国是少数进口收缩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二、我国贸易情况

1、总体趋势

2025年全年我国进出口63552.3亿美元，同比增长3.2%，其中，进口金额25821.5亿美元，同比未出现显著变化;出口金额37730.9亿美元，同比增长5.5%;贸易顺差为11909.4亿美元(上年同期贸易顺差为9925.8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下滑拖累我国总出口约2.9个百分点，而对东盟和欧盟等非美市场出口的稳健增长则成为关键支撑力量。特别是12月单月我国出口额创历史新高、远超预期，进口连续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模型推演，在当前趋势下，2026年1-2月出口增速预计为5.9%。

尽管本年度贸易顺差大幅增长，但增量主要来源于中间产品贸易。这一结构性特征表明，顺差的扩大更多反映了全球产业链的延伸与深度融合，体现了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协作枢纽作用的增强，是跨国分工与合作深化的结果，而非对外国终端产业构成直接冲击。

2、贸易伙伴与区域合作

按伙伴统计，2025年，中国出口前三位贸易伙伴分别是东盟、欧盟、美国等，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规模第一，金额6652.5亿美元，同比增长13.5%;对中国香港出口增速最高，金额3360.9亿美元，同比增长15.7%。

分主要经济组织/合作机制看，2025年，中国出口前三名分别是G20、OECD、一带一路64国等，其中，对G20出口规模第一，金额21073.7亿美元，同比下降1.0%;对最不发达46国出口增速最高，金额1519.7亿美元，同比增长24.8%。

3、商品结构与价值链地位

按商品(大类)统计，2025年，中国出口前三大品类分别是"电器和电子设备"、"传统劳密产品"、"机械设备"等，其中，"电器和电子设备"出口规模第一，金额10157.7亿美元，同比增长9.6%;"运输工具"出口增速最高，金额3377.4亿美元，同比增长15.1%。

按BEC5统计，2025年，"加工专用中间品"出口规模第一，金额12655.3亿美元，同比增长10.1%;"未分类加工中间品"出口增速最高，金额796.4亿美元，同比增长17.9%。

三、外贸预测

展望2026年前2月外贸走势，ETS模型显示，按美元计，预计前2月进出口总值在9780.4亿美元附近，较上年同期增长7.6%左右，其中出口可能增长5.9%、进口可能增长10.0%。(注：ETS模型是时间序列分析中常用的一种模型，它用于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预测和建模。ETS代表"Error, Trend, Seasonality"，即误差、趋势和季节性。ETS模型考虑了这三个因素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影响，并根据它们的变化来预测未来的值。)

四、外贸形势概况

1、宏观经济环境

主要国际机构对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总体持谨慎乐观态度。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于1月8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将由2025年的2.8%小幅回落至2026年的2.7%，并于2027年回升至2.9%，但仍明显低于疫情前约3.2%的长期平均水平。世界银行在1月13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2026年全球增速预测上调至2.6%，强调人工智能投资在过去一年中对经济活动形成的重要支撑，同时警示2020—2030年或成为近几十年来增长最为疲弱的十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月19日的最新展望中则更为乐观，将2026年全球增长预期上调至3.3%，强调人工智能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显著拉动作用，并将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

综合来看，上述预测表明，全球经济增速仍低于疫情前的长期均值，尚未摆脱中低速运行区间，但整体韧性好于此前预期。一方面，美国关税上调并未引发系统性动荡，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持续对生产与投资形成强劲支撑;另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居民消费保持相对稳健，企业通过重塑供应链结构和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使国际贸易所受的实际影响阶段性内仍相对有限。

2、经贸政策环境

全球经贸政策环境加速由“规则主导型”向“权力—交易型”转变。美国频繁将关税、制裁与出口管制工具化、武器化，弱化甚至退出多边经贸机制，并通过长臂管辖和临时化的政治交易制造不确定性，持续侵蚀战后以规则和可预期性为核心的国际经贸秩序。在此背景下，西方盟友对美国的战略信任明显下滑。欧洲、加拿大、韩国等经济体在维持安全同盟框架的同时，正通过重启或深化与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来分散风险、拓展战略回旋空间。近期，欧盟分别与南方共同市场、印度推进并达成自由贸易安排，并以“价格承诺”机制处理中欧电动汽车争端;韩国、加拿大等国亦加快推进贸易结构多元化进程。这些动向表明，在保护主义和单边胁迫上升的环境下，各方仍试图通过区域化、制度化合作路径对冲不确定性，维护自身经济与战略利益。

五、行业与产业链风险

在地缘政治高度紧张与全球产业重构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行业与产业链风险呈现出“外部冲击多点化、传导路径复杂化、结构性约束上升”的显著特征。一方面，美国正以军事行动、经济制裁与规则重塑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对关键资源与战略通道的控制。委内瑞拉政局突变对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能源资产及“以资源换融资”合作模式形成直接冲击，暴露出海外能源供应在极端政治风险情境下的脆弱性，并迫使炼化、航运及金融链条承担更高的替代成本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关键矿产与基础原材料领域的“去中国化”趋势明显加速，美国及其盟友推动稀土、铜等战略资源供应链重组，叠加关税预期强化与库存锁定行为，放大全球价格波动，进一步抬升中国新能源、高端制造、电网设备等下游产业的成本压力与供应约束。

在高技术领域，芯片、AI算力与核心软件生态仍受到外部出口管制与附加合规条件的持续约束，国内企业由此面临研发效率受限、商业化进程放缓及长期竞争力爬坡周期拉长等风险;与此同时，跨境并购与海外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也放大了技术资产外流和海外资产被动剥离的潜在隐忧。总体来看，中国在制造规模、产业体系完整性以及部分关键环节(如稀土精炼)仍具比较优势，但外部环境已由“单点式制裁”加速演变为“系统性去风险”。这要求在产业布局优化、能源与矿产来源多元化、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以及金融与风险保障机制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力，持续提升产业体系韧性，以应对更高频率、更高烈度的外部冲击。

六、面临的机遇

一是全球供应链重构为中国巩固和强化“枢纽型节点”地位提供窗口期。在主要经济体推动“去风险”而非“去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企业更倾向于构建多节点、分散化的生产网络，而非彻底脱离既有高效率体系。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门类、成熟的配套能力和稳定的基础设施，仍是多数产业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节点，尤其在加工专用中间品、未分类加工中间品等领域的出口持续高增，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由“终端制造中心”向“综合协作枢纽”演进的趋势正在加深。这一转变有助于弱化单一市场波动对出口的冲击，提高贸易结构的抗风险能力。

二是出口市场多元化与区域合作深化，为外贸增长提供更具韧性的外部需求基础。对美出口回落的同时，对东盟、欧盟及中国香港等市场的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我国外贸正在加速摆脱对单一经济体的路径依赖。RCEP框架下区域内产业分工持续深化，东盟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重要的中间品承接方;同时，欧盟在战略自主诉求上升的背景下，通过制度性安排与务实妥协维持对华经贸合作空间。这种“区域化+多极化”的需求结构，有助于平滑全球周期波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三是全球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为中国高附加值出口创造新动能。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投资扩张，正在重塑全球需求结构。我国在电器和电子设备、运输工具、机械设备等领域的出口规模和增速均表现突出，显示制造业升级已开始转化为外贸竞争优势。尤其是在新能源装备、电动汽车及其配套零部件、智能终端等领域，中国企业在成本、规模和工程化能力上的综合优势，使其能够在新一轮技术扩散中占据有利位置，并通过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更深度嵌入他国产业体系。

四是全球经贸秩序碎片化反而提升了中国在制度与规则供给中的相对价值。在“权力—交易型”经贸环境下，不少经济体更加重视合作伙伴的可预期性和产业协同能力。中国在保持政策连续性、供应稳定性和市场规模优势的同时，正通过自贸协定谈判、投资便利化和产业合作机制，逐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外溢效应。这不仅有助于稳住现有贸易伙伴，也为吸引制造业回流、承接高端产能转移创造条件。

七、结论与展望

总体来看，2025年全球贸易温和复苏，我国外贸在复杂外部冲击下展现出较强韧性。一方面，贸易总量稳中有升，出口在对美承压的情况下实现超预期增长;另一方面，贸易结构持续向中间品和高附加值制造倾斜，反映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由“终端组装”加快向“关键环节供给”和“协作枢纽”转变。这一变化使贸易顺差的扩大更多体现为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的结果，而非单纯的需求挤出效应。

展望2026年，全球经济仍将运行在中低速区间，经贸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冲击难以显著缓解，但“去风险而非去全球化”的主线未变，国际贸易体系仍具内生修复能力。在此背景下，我国外贸短期内有望延续温和增长态势，进口修复和出口结构升级将成为主要特征;同时，外部冲击将更多以“系统性、结构性”方式传导，对能源资源、高技术环节和关键原材料提出更高安全与韧性要求。

中长期看，我国外贸发展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对冲周期波动，而在于把握三条主线：一是以产业链韧性建设为核心，推动能源与矿产来源多元化、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和风险保障机制完善，降低极端外部事件的放大效应;二是以市场与规则双轮驱动，持续深化区域合作和制度型开放，巩固多元化出口格局;三是以技术进步和制造升级为抓手，将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的产业优势更充分转化为出口竞争力。总体来看，我国外贸有望在全球经贸秩序深度调整期中实现“稳规模、优结构、提质量”，并在新一轮国际分工重塑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