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议结束,释放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信号:“安全”已成为统领国家发展的核心关切。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概念远超传统的军事范畴,是一个涵盖经济、产业、资源、科技、金融乃至意识形态的全方位、系统性概念。
公报明确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其中“强化食品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和“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等表述,印证了其内涵的广度与深度;

对于计划出海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一转变意味着其海外投资决策的评估标准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项目的内部收益率(IRR)或短期财务回报可能是首要考量。
而今,一项投资的战略价值—即其是否能增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关键供应链稳定、获取核心技术或资源——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在政策解读中明确提出要“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这清晰地表明,对外直接投资(ODI)已从单纯的企业商业行为,上升为服务于国家经济安全大局的战略工具。
双轮驱动:绿色转型与数字主权
在“安全”这一宏大框架之下,四中全会为中国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两大核心引擎:绿色转型与数字经济。公报提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并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其关键举措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并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 。
与此同时,相关政策文件将“数字贸易”提升为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的“三大支柱”之一,旨在建设贸易强国
这两大方向不仅是中国的国内产业政策,更构成了其对外输出技术、标准和商业模式的全球化战略。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风电以及5G通信、电子商务平台等领域已建立起显著的国内市场和产业优势。
未来的出海战略,将围绕这两大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由中国企业主导的、更具韧性的新型价值链。
具体而言,对外投资将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工具。在绿色技术领域,中国企业将被鼓励进行全产业链的全球布局。这可能包括:在智利投资锂盐湖提炼项目,以确保上游原材料供应;在匈牙利建设世界级的动力电池工厂,以服务欧洲庞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在泰国设立电动汽车组装基地,以辐射整个东盟市场。
通过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投资,中国企业旨在打造一个从资源开采、核心部件制造到终端产品集成的闭环生态系统,从而在全球新能源革命中掌握主导权。
2.1 总体趋势:全球逆风下的持续增长

尽管全球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步伐依旧稳健。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ODI净额达到1922亿美元,同比增长8.4% 。这一持续增长的态势,彰显了中国企业融入全球经济的内在动力和国家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
值得关注的是,这股增长浪潮呈现出广泛的参与性。地方企业的对外投资表现尤为抢眼,其投资额同比增长16.8%,增速远高于全国总体水平 。这表明,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已不再仅仅由大型中央企业主导,而是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国有与民营企业协同并进的多元化格局,为ODI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深厚的活力。
2.2 大转向:资本的地理再配置

数据清晰地揭示了中国海外资本流向的结构性巨变,这是一场深刻的战略再定位。资本正从传统的发达市场,大规模、系统性地转向新兴市场及与中国政治经济关系更为紧密的区域。
亚洲作为中国ODI的核心目的地,其地位得到空前巩固。2024年,流向亚洲的投资额高达1536.7亿美元,占总流量的79.9% 。在这一大背景下,结构性变化更为引人注目:
对北美投资的急剧收缩:流向北美洲的投资额同比骤降22.6% 。这反映出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和投资审查日趋严格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正主动规避风险,调整其全球资产配置。
向“一带一路”和东盟的战略倾斜:与对北美投资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额飙升22.9%,达到509.9亿美元 。对东盟(ASEAN)的投资更是实现了36.8%的惊人增长,总额达到343.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
下表直观地展示了这一战略大转向:

注:数据来源:2024 年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这张资本流向图清晰地勾勒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航向:规避高风险、高摩擦的传统西方市场,转而深耕具有地缘政治协同性、经济高增长潜力以及政策确定性更强的“一带一路”和东盟市场。这不仅是企业层面的商业决策,更是与国家顶层外交和经济战略的高度协同。
2.3 行业聚焦: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
投资领域的选择同样印证了国家战略的导向。与几年前热衷于收购酒店、影院、体育俱乐部等资产的浪潮不同,当前中国ODI的行业焦点已明确回归实体经济。2024年的海外并购数据显示,最受青睐的三大行业分别是先进制造与运输业、TMT(技术、媒体和通信)以及采矿与金属业 。
对先进制造业的投资旨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对TMT(技术、媒体和通信)的投资服务于数字经济的全球布局;而对采矿与金属业的投资则直接关系到保障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安全供给。资本的流向清晰地表明,中国企业出海正变得更加务实和聚焦,其核心目标是增强产业根基,而非追求短期资产增值。
2.4 并购悖论:重质而非量
一个看似矛盾的数据点是,尽管ODI总额在持续增长,但已宣布的海外并购交易总额却出现了显著下滑,2024年同比下降31%,至307亿美元 。这一现象并非意味着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的放缓,恰恰相反,它反映了出海模式的战略性成熟与策略性进化。
过去,中国企业倾向于通过大规模、高知名度的并购来快速获取品牌、技术和市场渠道,尤其是在欧美市场。然而,这类交易往往伴随着高昂的整合成本、文化冲突以及日益增加的政治审查风险。
当前的趋势表明,中国企业正在转向一种更为审慎、更具控制力且风险更低的扩张模式:
绿地投资:企业更倾向于在目标市场(尤其是东盟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从零开始建设全新的生产基地、研发中心或区域总部。这种模式虽然前期投入时间更长,但能够确保企业对技术、流程、文化和运营拥有100%的控制权,完美契合企业自身的全球标准,并能最大限度地享受东道国的投资优惠政策。ODI总额的增长主要由这类投资驱动。
战略性补强收购:并购活动并未消失,而是变得更具针对性。企业不再追求“蛇吞象”式的交易,而是专注于收购那些能够弥补自身技术短板或完善产业链环节的中小型科技公司或供应商。这类“小而美”的收购,整合难度低,协同效应强,且不易引发政治关注。
合资经营:在进入法律法规复杂、市场准入壁垒较高的国家时,与当地有实力的合作伙伴成立合资公司,成为一种有效的风险规避策略。这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处理政府关系,并降低运营的合规风险。
综上所述,并购数据的下降与ODI总额的上升共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转变:中国企业出海正从“购买”全球资产,转向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由自己主导的生产和创新体系。这是一种更具耐心、更可持续、也更符合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成熟战略。
3.1 东盟枢纽:在RCEP时代构建供应链韧性
战略价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全面生效,已将东盟地区推升至中国企业全球布局的核心战略位置。RCEP通过取消区域内超过90%货物的关税,并建立统一的原产地规则,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与重构;
与此同时,东盟各国政府正积极推出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激励政策,吸引中国投资,以期成为全球供应链转移的最大受益者 。
重点国家深度分析:
越南:凭借其地理位置、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已成为全球电子产品和消费品供应链中的关键一环。越南的标准企业所得税(CIT)税率为20%,为投资者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税收环境 。
印度尼西亚:拥有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作为动力电池关键原料的镍矿),对资源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投资均具吸引力。其标准企业所得税率为22%,同时对年营业额低于500亿印尼盾的企业提供税率优惠,有效税率可低至11% 。
泰国:作为东南亚传统的汽车制造中心,正全力向电动汽车(EV)及相关产业链转型,并持续巩固其在电子制造业的优势。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提供极具竞争力的激励方案,包括根据项目性质和地点,给予长达13年的企业所得税豁免,以及关键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关税减免
马来西亚:在半导体封测、集成电路设计等高附加值制造业领域拥有深厚基础。马来西亚的投资激励措施灵活多样,主要包括“新兴工业地位”(Pioneer Status, PS)和“投资税收抵免”(Investment Tax Allowance, ITA)。此外,对于设立“主要枢纽”(Principal Hub, PH)或“全球贸易中心”(Global Trading Centre)的企业,可享受5至10年不等的优惠税率,最低可至0%或5% 。
表2:为了给企业决策提供清晰的财务依据,下表对东盟主要国家的投资激励和税收政策进行了横向比较;

除了直接的税收优惠,利润汇回时的预提所得税(WHT)是影响投资净回报的另一关键因素。利用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的双边税收协定(DTA),可以有效降低税负。
表3: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双边税收协定下的有效预提所得税率

注:适用税率遵循“孰低原则”,即当国内法税率低于协定税率时,适用国内法税率。
3.2 中东走廊:在能源与科技领域构建战略伙伴关系
战略价值:以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为代表的中东国家,正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摆脱对石油经济的依赖。
其国家发展战略,如沙特的“2030愿景”,与中国在新能源、数字科技、高端制造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双方的战略合作创造了历史性机遇 。
此外,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上保持相对中立,是设立管理欧洲、中东和非洲(EMEA)业务的区域总部的理想地点。
重点国家深度分析:
沙特阿拉伯:作为G20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沙特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放其市场。其投资部(前身为SAGIA)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便利,在多个行业允许设立100%外资控股公司 。沙特推出的最具吸引力的旗舰政策是“区域总部计划”(RHQ Program)。该计划为符合条件的跨国企业区域总部提供长达30年的0%企业所得税和0%预提所得税的超级优惠待遇,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极具竞争力 。
阿联酋:作为成熟的国际商业与金融中心,阿联酋拥有超过40个自由贸易区,为外国投资者提供100%所有权、零税收以及高效的营商环境 。尽管阿联酋已于近年引入了联邦企业所得税,但其预提所得税率目前仍设定为0%,这意味着利润、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汇出在操作层面极为高效,不存在税收流失 。阿联酋广泛的双边税收协定网络和无外汇管制的开放政策,是其吸引全球资本的核心优势 。

沙特的“区域总部计划”堪称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对于一家寻求全球化布局的中国大型企业而言,过去可能会选择在荷兰或卢森堡设立控股公司来管理其欧洲业务。
然而,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和全球税收改革(BEPS 2.0)的压力下,这些传统的欧洲控股平台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合规挑战和政治不确定性。
相比之下,在利雅得设立一个具备实质性运营(拥有高级管理人员、核心职能部门和决策权)的区域总部,不仅能享受长达30年的零税收环境,还能在一个政治稳定、资本充裕且对华友好的国家运营。
这使得企业能够将EMEA地区的管理、财务、法务和人力资源等核心职能集中于一个高效、零成本的平台。这一战略选择,不仅是税务上的优化,更是地缘政治风险管理和全球架构重塑的深思熟虑之举,从根本上改变了跨国公司全球架构设计的传统考量。
3.3 拉丁美洲前沿:着眼于市场多元化与近岸外包

战略价值:拉丁美洲以其庞大的消费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企业实现市场多元化和供应链“近岸外包”(Nearshoring)的重要战略选择。
重点国家深度分析:
墨西哥:作为《美墨加协定》(USMCA)的成员国,墨西哥与美国市场拥有无可比拟的准入优势。其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使其成为一个理想的生产和出口平台 。对于希望服务北美市场但又意图规避中美直接贸易摩擦的中国企业而言,在墨西哥设厂生产,可以有效利用其地理和政策优势。墨西哥的标准企业所得税率为30% 。
巴西:作为全球第五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巴西拥有一个巨大的、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 。巴西政府通过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BNDES)和巴西出口投资促进局(Apex-Brasil)为外国投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在研发、创新和高科技领域,推出了如“善法”(Lei do Bem)等一系列税收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资 。
4.1地域优先序:分层布局
第一梯队(核心焦点):东盟。此区域是中国企业构建新型、有韧性且多元化的制造和供应链生态系统的主要战场。应重点布局:越南的电子组装,泰国的电动汽车及零部件,马来西亚的高科技元器件,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资源开发和广阔的内需市场。
第二梯队(战略伙伴):中东(沙特与阿联酋)。在此设立具备实质运营的区域总部,以高效管理EMEA业务。利用当地雄厚的资本池,寻求能源转型、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合资机会,并开拓不断增长的终端市场。沙特的区域总部(RHQ)激励计划应作为企业全球架构设计的优先考量选项。
第三梯队(多元化布局):拉丁美洲(墨西哥与巴西)。战略性地利用墨西哥作为“近岸”生产基地,以规避风险并服务北美市场。同时,积极探索巴西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战略资源所带来的机遇。
4.2 行业聚焦:与国家使命对齐
绿色科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垂直整合,构建从上游关键矿产(锂、钴、镍)的获取与精炼,到中游动力电池的制造,再到下游整车组装的完整产业链。
数字经济: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输出中国成熟的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和智慧物流模式,并积极参与当地数字基础设施(如数据中心、支付网络)的投资与建设。
先进制造:为更贴近终端市场、规避贸易壁垒,在海外设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基地,实现全球化生产与交付。
战略资源:通过长期协议、股权投资等方式,确保对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矿产资源和农产品的长期、稳定供应。
出海易建议:
拥抱绿地投资模式:在第一和第三梯队的重点国家,优先考虑新建最先进的生产和研发设施。这不仅能最大化运营效率和质量控制,还能更好地享受东道国针对新增投资的优惠政策。
树立“实质为王”的架构理念:立即对集团现有的全球股权架构进行全面审视。对于无法满足严格经济实质要求的离岸实体,应果断进行清理、合并或迁册。所有新设的海外架构,都必须围绕具备真实运营职能的区域中心进行设计。
主动运用双边税收协定:税务团队需要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筹划,系统性地梳理和利用中国与各投资东道国签署的双边税收协定网络,以合法合规地降低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等跨境支付的预提所得税负,并确保所有协定待遇的申请和文档记录完备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