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中欧关系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中国欧洲研究智库网络发布的报告深入剖析了中欧关系的诸多方面，呈现出其丰富内涵与面临的挑战。
中欧关系在认知层面经历了显著变化。从 1975 年建交至今，双方认知历经曲折。早期相互承认并建交，冷战结束后关系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如 1989 年后欧盟对华制裁使关系倒退，但随后又因双方发展需求调整政策。1995 年欧盟发表首份对华战略性文件，1998 年双方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2003 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后，经贸合作深入的同时，政治分歧也逐渐显现，如欧盟以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2009 年欧债危机爆发后，双方关系出现新变化，中方支持欧方应对危机，带动欧方对华认知改善。但 2016 年后，中欧关系再受挑战，欧盟对华政策调整，如 2019 年提出 “伙伴、竞争者和对手” 三重定位，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欧方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理念变化，以及外部中美战略对峙等。疫情期间，欧洲对华认知受舆论影响发生转变，在不同阶段表现各异，且存在官方与民间舆论差异，同时各国因与中方互动方式不同，涉华舆论也有国别和区域差异。
经贸领域，中欧双边经贸和投资呈现出竞争加强、趋冷的态势。2023 年中欧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12105 亿美元，较 2022 年同比下降 1.5%，这是自 2016 年以来首次下降，其中中国对欧洲出口下降 3.89%，欧方逆差为 2139.33 亿美元。从国别来看，多数欧盟国家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缩减，如德国中德贸易额下降约 3.6%，但也有少数国家如希腊、法国、葡萄牙等呈现增长。欧洲对华直接投资增速下降，2023 年欧盟在华实际投资金额较去年下降 13.6%，制造业领域投资意愿和模式转变，部分中小企业投资低迷，且投资模式出现新特点，如利用利润再投资。中国对欧直接投资近年来也缩减，2022 年投资额剧减，绿地投资比重上升，投资主体民企占比对应上升。欧盟对华经贸政策偏向 “去风险” 和 “降依赖”，出台多项政策法规限制高新技术和原材料领域经贸活动，如 2023 年发布《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德国出台《德国联邦政府中国战略》，在高新技术领域对中国企业设置诸多限制，同时协调美欧相关政策。中欧贸易摩擦升温，典型案例包括电信业和新能源汽车争端，欧盟对华为等中国电信企业采取限制措施，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2024 年 7 月起对中国不同品牌新能源汽车征收高额临时性反补贴关税。然而，中欧经贸关系仍有积极因素，双方经贸和产业联系紧密，相互依存度高，如 2011 - 2021 年中国、欧盟、美国相互间依存度趋同，且脱钩将给双方带来巨大损失，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测算显示，欧盟与中国单方面脱钩，德国实际 GDP 将下降 0.52%，中国实际 GDP 将下降 0.42%。整体而言，欧盟在全产业视角和总体经济上对中国仍有显著比较优势，中欧制造业竞争烈度低于中美，且出口相似度指数稳步下降，表明分工明确，合作潜力巨大，在新兴领域如绿色、数字、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合作空间广阔。
地缘政治方面，中欧在俄乌、巴以等冲突中有共识也有分歧。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与美国协作，对俄实施军事援助、经济制裁等措施，突破战时惯例，出台系列制裁政策，而中国坚持中立立场，主张劝和促谈，提出 “中国方案”，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避免阵营对抗，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中国与巴西达成的 “六点共识” 在全球引起关注，包括呼吁各方遵守局势降温原则、推动对话谈判、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反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护核电站等和平核设施、反对割裂世界等内容。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欧盟起初声音不一致，后明确谴责哈马斯袭击，强调以色列自卫权的同时呼吁遵守人道主义法律，部分欧洲国家如挪威、爱尔兰、西班牙承认巴勒斯坦国，推动和平进程。中国也主张政治解决优先，谴责哈马斯袭击平民暴行，同情巴勒斯坦人民苦难，与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立场相近，支持落实 “两国方案”。中欧在南海问题上存在分歧，欧盟受美国影响，更改南海问题立场，配合美国炒作，而中国认为南海问题无需国际化，主张与东盟国家协商解决，尊重国际法，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认为欧盟相关指责不符合事实，航行自由不存在问题，“南海仲裁案” 是政治操弄。尽管存在分歧，中欧双方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尊重国际法权威方面有共识，如中国倡导大国遵守国际法，在俄乌冲突和南海问题上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在巴以冲突中捍卫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
安全领域，中欧安全合作具有一定基础。双方秉持 “综合安全观”，中国政府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多种安全因素相结合，2015 年将其入法，欧盟自冷战结束后也重视非传统安全及内外安全结合，如 2003 年《欧洲安全战略》及后续相关战略均体现这一点。双方共享安全愿景，都以实现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为目标，在多边主义安全合作原则上有共识，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欧盟也是多边主义倡导者，尽管双方对多边主义理解和阐释存在差异，但原则上均支持多边主义。中欧在应对全球性安全问题上有共同需要，如跨国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威胁双方海外利益，双方在非洲等地区具有相似安全目标，且彼此不存在战略性安全冲突，中国不认为欧盟对其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欧盟长期将中国视作安全领域伙伴，尽管近年来欧盟对华认知有所变化，但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潜力巨大。然而，中欧安全合作也面临挑战。欧盟将中国视作 “安全挑战”，北约相关立场体现西方对中国在安全领域的消极看法，这阻碍了双方安全合作。双方在安全威胁感知和关注重点上存在差异，欧盟将俄罗斯视作最紧迫现实安全威胁，关注固有国际秩序瓦解，而中国更关注台海与周边安全局势，双方在防务安全方面关注焦点不同，且对一些地区潜在军事冲突的考虑存在差异，影响合作。理念差异导致行动方案不同，包括对安全问题根源和预防、既有安全问题解决、后安全问题行动等方面，欧盟与中国在应对恐怖主义等问题上政策不同，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合作易受地缘政治干扰，欧盟在海外行动中受意识形态影响，与中国处理方式存在差异。此外，欧盟决策的政府间主义模式限制了其对华安全合作能力，欧盟军事行动受成员国决策一致原则等限制，缺乏统一军事体系，与中国能力不同，影响合作。外部因素如跨大西洋关系、欧盟与中国周边国家安全关系发展等也对中欧安全合作构成挑战。
能源、绿色与数字转型领域，中欧合作历程长且成果丰富。1994 年起，中欧建立能源对话机制，随后在环境政策、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范围逐步扩大，从最初的单边发展援助发展为伙伴关系，在能源、环境和气候等领域取得诸多成果，如签署一系列联合声明、开展众多合作项目、建立多个合作中心等，双方在合作中实现了知识和经验的共享，促进了各自发展，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作出贡献。当前，欧盟围绕 “Fit for 55” 一揽子计划和 RePowerEU 计划开展绿色低碳行动，目标是到 2030 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大幅减少，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在能源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部门出台具体政策推动绿色发展，如计划淘汰煤电、提高可再生能源目标、发展绿色氢战略、加强交通部门减排等，但面临高成本、融资缺口、可再生能源不稳定、政策协调困难等挑战。中国也密集出台政策支持双碳目标，在能源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制定了明确发展目标和规划，如控制煤炭消费、提升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推动工业电气化和提高能效、发展新能源汽车、推进建筑节能等，同时在国际合作层面也有明确诉求。中欧在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领域有潜在合作空间，在能源安全方面，双方可在能源安全保障、全球能源治理、能源转型与效率、电力系统改造与智能电网、清洁能源与技术等领域加强合作，尽管存在挑战，但合作潜力巨大，如欧盟在能效标准等方面领先，中国在清洁能源产能等方面有优势，双方可互补。在绿色转型领域，电动汽车、碳市场与碳定价、ESG 投资与绿色金融、第三方市场绿色合作、循环经济、低碳城市等方面均有合作机会，如电动汽车市场发展潜力大，双方可在贸易与投资、碳市场建设、绿色金融发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循环经济产业项目、低碳城市经验分享与项目合作等方面加强合作。但目前中欧合作面临一些问题，如欧盟对中国的定位变化、地缘政治因素影响等，未来双方需克服困难，发挥政府层面合作机制作用，将绿色发展与政治安全问题 “脱钩”，寻求互惠提升合作意愿，以次国家行为体交往为切口，同时欧盟需考虑美国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强与中国的能源气候对话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
